由《讀書》的轉型看中國學術媒體處境的尷尬

⊙ 劉工昌

 

  我是一個《讀書》的普通讀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訂過幾年的《讀書》,另外《隨筆》《書屋》《天涯》《收穫》集中起來每年訂兩三種,因為沒甚麼能力,時間也還比較多,相應看的也就比較多,所以對這些東西也就有點發言權,近聞《讀書》說要更換主編,說是風格要變,我心裏有些不安,我想在這個多變的時代作為一份主要看讀者來贏得口碑的雜誌,變是應該的,但如何變我覺得卻是要格外的慎重。

  我先說說對《讀書》的印像。我沒有在《讀書》上發過文章,以我的身份和能力今後也斷難在它上面發,但我要說句實話,在我所訂的雜誌包括我所接觸(說的更直白一點就是投稿吧)的學術性媒體中,《讀書》給我的印像是最好的,我這麼說不是處於恭維,像我這個年齡和處境也犯不著做這樣的事,只是基於最平常的一點,那就是每次我給《讀書》所發的稿件(基本上都是電子郵件)中,沒一篇發了,但幾乎都得到了回覆,有些是大眾化的公式化的,有些則是明顯看過後給的回覆,我覺得對一個普通的作者來說這是最大的尊重,像我這樣既無身份,所寫的又不上檔次的人的東西尚且如此,我相信對對其他寂寂無名的但弄出的東西有分量的作者也一定是如此。《讀書》被視為許多讀書人心中的聖殿,但在對待普通作者的這份坦誠平等,我覺得是中國其他的學術性報刊所很難做到的。有多少編者在拋頭時掛著一副虛心納賢的牌子,但真到把關時一看底下的落款就換了一副面孔的了。所以不管人們對汪暉、黃平先生的離去怎麼看,也不管後來者怎麼變,在他們主持時那種一視同仁民主公正的秉風都應該是《讀書》最為珍貴的遺產。

  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對《讀書》的一點想法。我記得前些年不知哪所大學還是哪家雜誌發出「要讀書不看《讀書》」這樣的話,引起過人們的好一陣議論,現在據說又面臨著銷量的危機,各種壓力使得它又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讀書》究竟該往何處去,是每一個關心它的人所真正關注的問題。我覺得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今天的《讀書》究竟存在的是甚麼問題。

  《南方人物週刊》曾引《讀書》主編黃平的一句話:「前輩們相繼謝世或者因為年齡原因而擱筆,很多新一輩作者不僅文言文訓練差,白話文也不是那麼好,外文更夠嗆」。更多人就此發揮說是大量的歐化語言妨礙了讀者的興趣,這是《南方週末》那篇文章裏很多所謂的老《讀書》人緬懷往昔《讀書》歲月影指現今《讀書》的基本腔調。說實話聽這樣的話不是一天兩天了,我搞不懂的是,我們每次一遇到這樣類似的問題時總要習慣性的向過去轉,並且總要把一些很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這樣做往往是最容易也是最安全的。是不是把它的作者換成為年紀大的有文言白話英語底子的人來寫,問題就解決了?在現今社會大背景下,那種刻意強調本土本宗的審美屬性,總是令人可疑的。

  2002年第七期《讀書》發表了〈我的困惑,三農尋思錄之一〉,到了同年第八期有一個回饋,在有讀者善意的指出文中小的認識偏差後,大家幾乎無一例外的表達了由衷的敬意:「太好了」,「說的太好了」,讓這些心高氣傲私下裏彼此間誰也不服誰的學人們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很不容易的,該文的作者李昌平並非職業學人只是一鄉村幹部來的,他能讓人這樣很顯然不是因為他的文言英文水準,就是理論功底都還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但卻贏得了真正的認同,因為他展示了一種令這些行文行事方面都很虛的學人有些陌生的坦誠,這種坦誠是這個圈子內的真正稀缺又帶了某種令人感動的成分。同時李的身份又使他具備這些讀書人所不具備的對中國底層生活的熟悉,這就使他的表達既有來源於草根又有著超脫一般草根瑣屑的思索,又避免了學術界這個江湖圈子固有勢力的裹脅,顯示出與整個說話越來越穩妥、行事越來越精明的學術圈所難得一見的真淳,還有某種近乎幼稚的執拗,這是今天的《讀書》所真正缺乏的,也是整個中國學術界所最為缺乏的。

  今日《南方週末》發出〈誰的《讀書》〉一文,為了表明自己的傾向請了一些從前的名家,這中間有一位從前在這裏發過90多篇的作者,努力給人營造這樣一個印像,由於這些名家對現行《讀書》風格改變的不滿意而沒有為它撰稿,從而導致《讀書》讀者群的流失。看到後首先感到的是悲哀,作為一份每月才出一期的雜誌,你能在上面發90多篇,這是一個甚麼概念呢?我記得好像是陳平原先生懷著尊崇的心情列舉過曾在《讀書》上發過至少兩位數以上文章的名家,我看後也有同樣的疑問。當一份在知識份子心中享有聖殿地位的刊物成為一些人的後花園,這還算一種榮耀?我們真的是這麼需要這些名家嗎?我同樣要問的是,這麼多的作為招牌推出的名家名片,到今天仍然為人們所記住的有多少?不管人們怎麼看《讀書》的主編,至少在我訂它的時間沒出現這樣的情況,但我訂的其他雜誌有些卻有非常明顯的這樣的傾向。在一個特別講究人脈講究人情的國度,《讀書》這樣做卻沒有贏得該有的珍重,反而景遇有些悲嗆。中國的學術圈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金字塔,身在塔尖的那些所謂的名家成了這個社會最忙碌的人,各種趕場的場所總少不了他們,他們其實很少有工夫真正靜下心來搞點學問,而真正對社會底層比較熟悉又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來思考的人卻被牢牢的壓在了塔底,他們是這個社會的沉默的大多數,其實對甚麼都知道,卻根本沒有訴諸話語的權力,像《讀書》真正要開掘的是他們。在金字塔的頂端當然也有這樣的人,在《讀書》中我覺得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溫鐵軍先生。

  〈誰的《讀書〉》一文裏還引用了許多老學人的說法,大致是說如今《讀書》的文章他們看不懂。言下之意是這些聲明卓著的大師都看不懂,你怎麼能要求普通人能看懂進而喜歡?這也是目前對《讀書》的批評聲中最有群眾基礎的。對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分開看。既然你承認《讀書》是個公共平台,你就應該容忍有你所看不懂的東西出現,在分工越來越精細的現代社會沒有誰是真正的又全又專的人。同時《讀書》也必須要正視這些批評。《讀書》中有大量的文章是關於一些深奧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的介紹,有一個叫春風三郎的網友說,它不像是在談讀書這件事,而是似乎是哲學家在創造、介紹一種普通人看不明白的理論。它起碼應該做到像我這樣的小知識份子看得懂,會拿著它慢慢體會。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感受,這裏面甚麼都有就是沒他自己。如果你的介紹還停留在原書的深奧,人們在中間看不到作為引進者本人適當的嵌入,也看不到這種嵌入再結合現實所引發的有價值的思考,缺少一種由深入到淺出的過程,看的人自然沒耐心再跟下去。也許有些東西是真難做到的,那就需要引進者下大的工夫,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都是這樣期望的,你不這樣做,你就很難真正打動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很多作者在介紹這種書時不知不覺採用的還是一種論文式的語調,缺少特有的一種拉近人的平易,這也使得很多讀者剛一接觸不自覺就避開了。這裏有一個基本問題要搞清楚,作為引進者的你讀原著時抱的是研究的心態,而看的讀者首先抱的是瀏覽甚至可以說是消遣的心態,只有當他覺得你能足夠吸引他時,他才可能真正靜下心來細心的咀嚼。深入的思考平易的關聯貼近現實的的極其自然的勾連想像,這些看似沒甚麼卻是《讀書》的作者所特別要注意的。

  在說這個問題時我有另外一種擔心,范用先生希望《讀書》的讀者對像,回到「喜歡看書、不是做學問的普通人」,我想范先生的初衷可能還是希望《讀書》能回到它的本初定位上,風格「尊重文人氣,重視文風」,作者讀者以文人或與之走得較近的文人化的思想家為主,也就是他們那種「老式出版人的交往方式,有親和力、人情味的以文會友的方式」。如果單純就風格而言,現今的《讀書》的確與它有很大的差異,基本上是以經濟學或哲學理論文章為主,的確可以做這方面的考慮,像這種說法代表了目前大多數對《讀書》不滿的人的想法,它實際上是10多年前《讀書》所走的老路子,人們懷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這種懷念變成一種主要的反對聲音,甚至要完全否定這10年來的路,重歸10年前的路子時,卻是要警惕的。實際上目前的《隨筆》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因為我在訂所以我有發言權,《隨筆》裏那種平易親和某些細節的確在,某時也能閃爍出動人的力量,但它過於瑣碎纖細抒寫的缺少控制,尤其是所抒寫的物件過於狹窄也妨礙了思想品位的拓展,缺少理性的深度。《隨筆》這樣做有它的道理,但作為最為承載了中國知識人希望的《讀書》也這樣的話,我覺得是一種悲哀。我不是一個做學問的普通人,更準確的說,我是一個一點學問也沒有的普通人,但我就不相信真的就弄不出供做學問的普通人所喜歡的東西。

  2000年《天涯》轉載了阿瑪蒂爾森先生的〈論民主價值的普適性〉一文,談論民主本是極其抽像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作者卻把它說的深入淺出,實在令人嘆服,時隔這麼多年仍叫人印像深刻。而同時也就這個話題發了潘維先生的〈民主迷信與中國政體改革的方向〉一文,遭到很多人的批評,甚至後一期還專門有一篇針對此文的批駁文。你不能怪中國的讀者崇洋媚外,問題的關鍵也不是誰對誰錯,而在於你對你所說的那一套是不是有真正深刻令你自己信服的把握,是不是對你依託的現實有著同樣深刻並且令你自己信服的把握,如果真做到這樣,再把你的理論應用到現實中或從現實中再看你的理論,就不會讓人感到半點的不適或者說半點的硬意嫁接的痕跡,很顯然這兩篇文章就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很好的範本。所以寫學理性的文章並不是不能吸引人,關鍵是看寫作者本人對你所寫的東西和你所依託的現實有沒有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把握上,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樣,不愁你寫不出思想深邃風格平易親切的東西來。

  《讀書》的第三個讓人詬病的地方是「偏重一類聲音、一家之言,沒能相容並蓄,沒能讓讀者在全面了解後自己去選擇」(查建英之語),批評它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氣質,成了「左派論壇」。我覺得有很多說這話的人也許是根本沒怎麼看《讀書》,作為一份帶有強烈學理性氣質的刊物,它其實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雷區叢生的社會政治第一線的,即使出現過對郎咸平事件的討論和邀請哈貝馬斯本人參與的座談會,也基本上體現為純經濟和純學術性質,基本上不涉及到政治傾向,所以我不知道「偏重一家之言」甚至「左派論壇」從何說起。我想人們之所以這樣認為,很可能是把90年代以來在複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中國學術界的整體走向全部算到《讀書》頭上來了,這一方面反映了《讀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和人們對它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顯出了作為一種獨立學術刊物它生存的艱難和無奈,你讓它怎麼做才滿意呢,你總不能讓它脫離具體的國情而存在。實際上比起同期一些其他的刊物,《讀書》是溫和的理性的,我們只要看看《天涯》上張承志所直接發出的抵抗美帝國主義的宣言就不難明白,能看《讀書》上的東西還是幸運的。

  在為《讀書》的辯論中,汪暉先生的一席話很值得玩味:「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去觸及,這叫甚麼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讀書》變成消費品嗎?」很顯然汪先生認為造成今天《讀書》讀者群的流失,是因為《讀書》關注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而忽視了對讀者日常品位的迎合,對此我是這樣看的。我贊同《讀書》持續對最重大最深刻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而反對把它辦成一份純粹文人口味的雜誌,但我同時認為,《讀書》讀者群的流失不是因為對最重大最深刻問題的關注,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它對這些介入的不夠全面、不夠及時、不夠深入才導致現在的情況。這最近的10年,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動最劇烈也是中國人心理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作為一份承載了知識份子最多希望的雜誌,我們驚訝的發現,我們很難窺見這些東西在它上面的印記。

  如果單純就這些東西取悅讀者可以說是「媚俗」,但如果深入刨析這些東西,有時甚至以集中的熱點表現出來的,比如「入世」、「非典」、郎顧之爭、國學熱、韓白文壇之爭,丘成桐與北大之爭,地產與股市熱,新聞媒體有新聞媒體的方式,學術媒體有學術媒體的方式。對它們的關注不是「媚俗」,卻更能顯現知識份子的責任和良心,因為這些熱點恰恰是中國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聚焦點,對它的深入刨析能讓我們更清晰的了解事實的真相,體會遠遠不同於書齋中所想像的中國人心趣演變的心理軌跡。這方面《財經》和南方報業系統就做得很好,就像《收穫》的「走近魯迅」系列也做得不錯,《讀書》前不久的關於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探討就不錯,關於它的深度品位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但也仍然只是作為一個單純的技術方面的探討,而對最能引起讀者反應的也是賈樟柯本人在這部電影公影前所發起的「遍地都是黃金,哪里還見好人」的論爭卻沒有涉及,對它的深入挖掘實際上是對中國電影、電影觀眾群體心理、支配著或阻礙了中國電影前行的真實原因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隨著進程的深入參與群體的廣泛,完全可以起到查建英女士所言的「追求獨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氣場」。有些也許不便全民參與的像郎顧之爭,請的一些經濟學家的討論也沒甚麼新鮮的東西,分量最重的該是姚洋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真與假〉和汪暉的〈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查報告〉,可是這兩篇一篇是在《讀書》很不起眼的「短長書」專欄還是小字,一篇為了避嫌放在《天涯》上,如果兩篇同時出現在《讀書》上,並且還列一篇國外學者關於它的東西,效果會怎樣呢?

  《讀書》該向哪里去?今天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關口許多相關的人都明智的管住了自己的嘴,還有更多的人在冷眼旁觀,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看著它,不見有誰上來扶一把。在這樣的時刻查建英女士能夠站出來說一點自己的想法無疑是需要勇氣的,有網友說,在這樣的時候最能看出中國的那幫爺們的度量和膽識。和所有對《讀書》抱著善良願望的讀者一樣,查女士說出的也是我們這些人所希望的,《讀書》能成為一個相容並蓄的公共平台。但作為一個一直在這裏生活的中國人來說,這實際上只是我們大家的一個願望。《讀書》不可能,事實上在中國許多更有條件做成這樣的包括在這次可能變動聲中喊得很響的一些媒體,他們也根本沒達到這樣的境界,在它們身上其實也看不到半點這樣變動的痕跡。查女士說「這10年的《讀書》我很少看」,說明她對這10年的《讀書》其實是陌生的,而同樣陌生的還有曾令她無比熟悉而今卻已完全變了樣的整個大陸學者群。

  與查女士出去時相比,這是一個經濟收入社會環境政治地位都已不可同日而語的階層,傳統的一極化權力對人影響日漸式微,流行的消費主義時尚日漸清晰的深入人們的肌體,而以所謂的名校名門名刊名師為主的學院派慢慢開始爬升,逐漸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第二權力話語。隨著一極化權力對普通人生活喪失了實際上的號召力,以學院派為主的第二權力話語逐漸佔據社會的主導地位,隨著經濟地位的顯著改善,政治地位也逐漸上升,而有知識的文化人的頭銜又使他們輕而易舉的贏得公眾信任,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加強,他們實際上也取代前者的意識形態功能而借助自身知識資源優勢向公眾發號施令。對普通民眾就是知識人而言,已經基本上談不上甚麼信仰、精神,乃至超越於個人之外的任何帶國家或民族色彩的責任。應該說,這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趨勢。但問題的關鍵是,由於他們在權力高端缺乏獨立性,為保持與主流權力的一致性,只能選擇了遠離生活第一線大步向內轉,致使90年代以來整個社會尤其是文化領域創造的活力消失殆盡,處在話語權上端的俗稱知識份子的一方,一方面在充分享受與底層生活掛鹇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同時又巧妙的利用固有的權力秩序把自己扭結成一個封閉堅固的利益群體,拒絕開放,拒絕新鮮血液的輸入,形成一個誰都明白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尚模樣,這一方面極大傷害了圈子外的人們擠進來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使這種與權力走的太近遠離公眾的發號施令的權威與公正性倍受懷疑。這是目前中國學術媒體不能成為公共平台的關鍵所在。

  時勢的變遷決定了80年代中國的知識媒體間那種天真又不乏熱忱的論爭早已成了「溫馨的回憶」,隨著身份由參與者變成了主宰者,他們所能控制或施加影響的媒體相應地也就由公共平台變成勢力範圍。如果稍一留心中國的這些媒體,說甚麼風格都是搬出來糊弄人的道具,說他們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作者群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經常把那些搞著經濟與權力走得很近的人稱為既得利益者,其實如果從「名」的角度講,每個人心裏都知道,同樣有一個既得「名」益群體存在。他們大多已成了新一輪話語權的發佈者,他們心中是根本缺乏自由論爭的原動力的。如果有論爭,多半是「核心」與非「核心」,主流與普通之爭,說到底,是新形勢下權力再分配的利益之爭。

  還是回到《讀書》,《天涯》的李少君說,《讀書》無疑是國內目前最好的思想文化刊物,多少號稱辦得好看的同類雜誌,沒有一本能超越它,甚至很快就垮下去了。說到個別文章比較專業的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溫鐵軍的文章是比較專業,但所討論的問題非常重大,我們《天涯》也發過很多,其思想含量與學術含量,沒有多少文章可以媲美,他提出的「三農問題」等話題,甚至影響了學術潮流和思想潮流,並成為國策依據,你說這樣的文章要不要發。至於一些老讀者說看不懂的問題,我覺得每個人讀書,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吧,要活到老學到老吧,不能說你看不懂就不好吧。

  同為學術刊物的主管,大家都能體會他說這番話的目的。但有一點他說的沒錯,《讀書》在今天之所以還能被人所提起,就是因為它還有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在具體的國情面前,像我們這把年紀的人從來不會奢望它能達到查女士所說的那樣的境界。簡單的說,還是那三點:擴大作者的參與面,主要來源於對底層生活熟悉又有著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適時轉變語言風格,必須在不影響內容的深邃和對現實深刻而自然的關聯上;能對社會的重大事件和熱點做持續深刻而理性的關注。在基本保持自己特點的基礎上,能做些力所能及的調整,就足夠讓人心安了。   

劉工昌 江蘇省常熟市冶塘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