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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排名與優質教育:孰輕孰重?

大學排名近年備受公眾關注,近日QS公司公布的亞洲大學排名即為一例。香港三所大學位居亞洲榜首五名之內,另有三所位列五十名內。不少人對這些排名制度採用的方法所知不多,便都把大學排名(或個別學科的排名)奉為無上權威,視為評核排名榜上各院校表現的最重要尺度。

部分學者和大學領導層更極度重視如何「參與遊戲」。為了獲得更高名次,一些大學甘願施展「策略定位」手段,招聘知名度高的研究人員,以刺激研究產量──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校外製造、可以即時納為己用的研究產物。傳聞有些大學甚至付酬予外地教授為訪問學人,以便將其名字列作附屬教學人員,從而將其研究成果計算在內。這樣一來,我們跟聘請外援的球會有什麼分別?這些掛名或美其名短期的「星級研究員」,可會惠及學生或提供優秀教育?他們對建立一支長遠持久的研究團隊能有多大貢獻?他們的研究對本地社群又可帶來多少裨益?

一旦要參與排名這個遊戲,「影響力低」的研究範疇(以期刊影響因子和被引用次數計)便會受到邊緣化。食物安全、環境科學、人文學科和某些社會科學學科便是例子。本土相關性強而對全球影響力不大的學科,一般被視為次要。如果大學的使命是教育學生、創造知識,以改善人類生活的素質,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同時促進我們的文化和承傳的話,我們便需要在「影響深廣」的科學∕技術研究和影響力相對較低的人文學科研究之間維持平衡。

前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e)在他1993年的就職演辭裡引述著名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說:「耶魯的首要使命是知識與文化的保存和精進。」在某些排名榜上,耶魯可能屈居哈佛、史丹福和劍橋之下,但始終是高等教育的神聖殿堂。耶魯以推廣自然科學、人文學、藝術、神學和醫學為榮。而且,據萊文所說,他們尤其以重視本科教育的傳統為傲。他們的使命是培養年輕人廣闊的全球視野,激發他們的潛能和想像力。耶魯專注栽培年輕領袖,過去三百年來,耶魯的畢業生包括四位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人士、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五位美國總統中的三位、班傑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和喬賽亞.威利亞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等傑出科學家、首位美籍非裔博士愛德華.布歇(Edward Bouchet)、美國社會學派始祖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還有無數的音樂家、藝術家和音樂劇作者,以及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約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密歇根、康奈爾、喬治亞和加州等大學的創校校長。不過,這種種輝煌成就,沒有一項會被今時今日的排名計算在內。十年之後,有誰會記得某所大學排名四十還是五十?但是,一所大學能培育出優秀的畢業生,則勢將因此在歷史上流芳;事實也正如此。

今日的大學在教育學生、啟導學生方面可夠重視?哈佛學院前院長哈里.劉易斯(Harry R. Lewis)在其《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書裡指出,當今「教授是以學人和研究員的身分獲聘,而非為年輕人解惑、釐清價值和觀念的導師。大學不期望教授幫助學生,而是另聘輔導人員和顧問,甚至免除教師在這方面的職責,吹噓同儕輔導制度,利用學生做教授當做的工作,且引以自豪。」排名已把大學的首要使命──教育──排擠為旁支。

目下所見,社會似已接受了我們教育制度價值的轉變,實在令人惋惜。有些學生報讀大學或主修範疇時,不是基於興趣,而是該課程的排名。有些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不是基於教育素質,而是大學的排名。有些僱主招聘大學畢業生時,不是基於他們的才幹和品德,而是他們所唸的大學的排名。有時候,大學的贊助人提供資源,不是基於他們對提升教育素質的認同,而是大學排名採用的表面化的研究指標。我們常常慨嘆教育制度因市場價值而蒙污,可是我們(學生、家長和僱主)卻也有份造成這問題。

且讓我們返璞歸真。大學教育的本質就是模塑生命、幫助年輕人發展為思想成熟、才德兼備的成人。書院是引導學生了解自我、尋找理想和人生目標的地方。延聘教授是要讓他們當學生的良師益友,循循善誘、啟迪年輕人心智,與他們分享價值和哲理,同時提升他們的知識水平。我們該對信賴我們的社會,對給我們提供資源的納稅人,最重要的是,我們該對把其黃金歲月裡的學習機會交託我們手中的新生代負上教育工作者的責任。